因此，下面分别分析这两部宪法对代议会期的处理，其中也试图挖掘我国的人民政权理论实际上早已萌生了有利于长代议会期的因素，探寻修宪原意。
这种阶级国家观的首要特点，是具有一种强烈的抗议性质，它本身也是我们中国人对剥削阶级、乃至对西方列强的一种抗议情绪中所选择的一种国家观。这样的一种观念在制度建设之中也有所反映。
而由于这种国家观充满了抗议的性质，甚至充满了斗争的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属于一种激进的国家观。◆注：本文是笔者于2015年6月27日在澳门举办的国家认同和制度建设──‘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之相食，谓之亡天下。当然，另一方面，我们当今中国也存在其他的国家观，比如在政法领域里面存在国家三要素论，即认为国家由主权、领土、国民三个要素组成，这样一个学说对我们国家观也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什么就正当性呢？西语是所谓的legitimacy,中文又译合法性，其实指的就是被认同，香港人在具体情形下叫认受性。
我们在香港澳门基本法的制度建构过程中，就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那种注重文化认同、而忽视政治认同的国家观非常便于产生出一国两制这样的伟大的构想那么，在新行诉法规定行政案件简易程序之后，是否有必要和可能再来个行政案件速裁机制？要是既有必要也有可能，那么应该怎么确定适用行政速裁机制的案件范围，以及其应该如何进行案件速裁？ 一、必要性：因何主张速裁 先来分析行政案件有无必要实行速裁，也即行政案件速裁机制的必要性问题。而对于专制君主，博丹认为臣民应该逃避、藏匿或躲避专制君主的袭扰，甚至安然忍受死亡，但却不应该去攻击他的人身或荣誉。
因此，总体而言，诺曼征服的后果是，英国的王权和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贵族参与王国治理的传统得以延续，但普通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声音进一步削弱。亨利的做法开启了英国以司法治理、整合社会的传统，该传统同时要求国王本人也应该遵守法律，但亨利之子失地者约翰却悍然违背了当时的封建契约，为维持战事而横征暴敛，最终激起了手下骑士的反抗，约翰被迫就范并最终签署了旨在明确宣示民众之权利和自由的《大宪章》。首先，王权得以进一步地加强，这部分源于征服的事实和征服者威廉的个性。15世纪后期，人心思定，这为都铎王朝的专制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
他们认为，带有原罪的人类，需要神命的权威来惩罚和拯救，而国家就是神设置的、负有这种双重使命的宗教机构。二是这样的权利和义务有封建法庭（或曰庄园法庭）予以保障和实施。
内阁是立法机构的一个委员会，它被选举出来成为行政机构。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静态的社会组织形态为不断加剧的人口流动所打破，先前靠封建契约和普通法维持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普通法的迟滞性导致它无法跟上社会形势的迅速变化。当上下两院意志相左而上议院又不肯退让时，如果国王认为下议院仍然能够代表民意，那他就可以通过创设新贵族或以此相威胁，来保持下议院的优势地位…… 但关于宪法性惯例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作为宪政潜规则的这些宪法性惯例，既无成文的表述，亦未体现在司法判例中，却能为人们所自觉遵守，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者说其效力依据何在呢？ 有人说这是政治道德的问题，这话有些似是而非，因为道德并没有真正的强制力，在权力的极大诱惑和支持下，政治道德很多时候都相当苍白。比如，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贤人会议和民众大会就很好地体现了君民共治的特点：不仅王的权力极大地受到贤人会议的制约（比如在有些时候国王登基需要经过贤人会议的推举或赞同），而且此时国王所颁布之法律的内容主要是对王国既有习惯的宣示。
而那些后来成为普通法的习惯，通常会被认为是超出了法律记忆年份的。布拉克顿和霍布斯之间对立的关键在于对法律概念的理解，在前者看来，法律是过去流传下来的习惯，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规则，因此是先于国王而存在的。后面一句虽使用了以下面附列之各项自由给予余等王国内一切自由人民的表述，但考察后续条文中所列的各项自由，却发现它们都是先前已经存在的习惯和做法，而并非从无到有的创设和恩赐。而在当代，英国则分享了世界范围的经验和成果，实现了自己权利和自由与世界的同步。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当19世纪末戴雪总结英国的宪政原则时，他才重点突出了议会主权的问题。而如果制定法严重脱离民众的生活现实，那只能是一纸具文。
而且，国王和其臣民之间的义务是通过协商来确定的，协商的机制在庄园为庄园法庭，到王国则为后来的议会，协商的结果则为庄园的习惯或后来王国的法律。议会可以制定或废除任何法律，包括为王位继承立法，可以通过法律干预私人事务，通过赦免法案等等。
领主与封臣之间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性意味着领主不能随便增加封臣的义务，如果要这样做，就必须通过封建法庭来变更。如果我们视法治之要义为对既有规则的认真遵守，那么依据该既有规则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显然也应该是确定的。[28] 道恩#8226;奥利弗（Dawn Oliver）则认为，公法理论的核心在于确认一套共同的价值观——个人的意志自由、尊严、荣誉、地位和安全，这些都充斥于法律中，贯穿于判决制作过程中。如果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建立在对特定政治机构道德能力的评估上，那么宪法-政治的优先性就必然体现为道德的优先性。他建立了完善的王室法院系统，引入了陪审制，革新了令状制，为普通法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四、 议会至上：从光荣革命到二战 如开篇所示，宪政的核心问题是解决一个国家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平衡问题，而这又往往体现为被统治者争取自己权利自由、限制统治者权力的斗争实践及制度、思想成果。
这五项对于人类来说是最基本的，因此应被赋予最高的等级，它们为良好的执法造就了一个更高级的义务、更高的原则和制度性道德，而这些在普通法中得到了最连贯的表述。这实际上是将普通法视为了公共理性的一种高级形式，由此将制定法置于普通法之下。
而若果真如此，越权原则的现有内涵将会有颠覆性的改变。5.【英】托马斯?霍布斯：《哲学家与英格兰法律家的对话》，姚中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
他认为家长是自然共同体中的主宰，而君主是政治共同体中的最高权威，二者从本质上是相同的。此后亨利一世又不断地通过宪章确认了英国人和英国各地的特权和权利，这一做法甚至为其外孙子亨利二世所继承：后者在1164年通过宪章（《克拉伦敦宪章》）的形式确认了自己作为国王所应该享有的权利（权力）——与其外祖父等同。
而若果真如此，越权原则的现有内涵将会有颠覆性的改变。[30] 这些论述触及了法律的本质和其背后的道德基础。在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不仅总统可以行使否决权，而且联邦最高法院也可以通过行使违宪审查权而宣布其中的某些条款无效。该政党中之最高领袖应被(就大致说)任为内阁总理。
因此，按照白哲特的观点，光荣革命之前英国人是在解决为权利而斗争的问题，而之后的问题则是要在不同公权力机构之间重新配置权力。征服者威廉就是这样的，而他的权力又被全部传给了我们目前的国王。
但他同时指出，英国宪制并非一蹴而就，更不是某次立法一劳永逸的结果，而是私人之间在法庭上就其个人权利角力的产物。艾伦反复引用博纳姆案（Bonham's Case）中的名言：普通法要控制议会立法，有时要将它们判为完全无效。
根据自然法和上帝法，最高主权属于国王，该权力源自上帝恩赐，君主制是最好的政府组织形式，国家最是绝对的、不可侵犯的。和罗马教宗决裂，解散修道院，设立各类特权法庭，将御前会议缩小为更有效率、更便于控制的枢密院【privy council】，整个都铎时期仿佛又回到了13世纪之前以国王为主的英国。
2. 普通法宪政主义的要点 普通法宪政主义的理论包括两个要点：一、对人权的威胁不仅来自于行政，同样来自于立法。每一个宪制都必须首先赢得权威，然后再利用权威。虽然不同时代的政治思想家曾经提出王在法下、依法而治等观点，但大多处于对实践层面的政府组织形式或运作模式的关怀，并未否定君主的绝对权威。布莱克斯通具体解释了其中的原因：议会之意志具有临时性和武断性，再加上议员之变动，更导致了其意志无法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而不像普通法那样因为必须从先例中寻找解决方案，从而使得其规则体系更具有连续性（1 Comm. 46）。
而真的诉诸武力（如查理一世那样）又未必能达到目的。上述论证总体而言是从宏观（如黑尔、布莱克斯通、劳斯和艾伦）和普通法司法的民主性（如艾伦）方面展开的，但实际上这其中可能忽视了一个技术或机制上的因素：司法是面向个案的，而立法是面向整体的，因此要求立法顾及每一个个体的诉求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碰到的又都是具体的场景，所以司法在这方面又具有了天然的优势。
约翰的做法让他的贵族、骑士对王的美德产生了怀疑，因此他们决定必须从体制上对国王予以牵制——这直接殃及其子亨利三世。事实上，至少截止到今天，国王仍然是国家政治结构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许多职能仍然需要而且也只有他/她才能履行。
一、本质主义的进路 之所以说普通法是高级法，是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理性，是英国社会基本价值信条的汇集和英国民众长期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它尊重了个人的基本需求，反映了英国社会基本的生活规律。因此，欧陆立法的重点是对权利本身的宣示和列举，而英国立法的重点则是对这些权利的救济方法——如此，早期英国法注重程序的特点就不能理解了。